工合国际新职能:服务民间外交

日期:2015-06-29




张高陵


作者简介:张高陵,19595月出生,山西垣曲人,中共党员历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政党政治、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等。户籍:北京市。19743月参加工作,先后在农村插队,在国防科工委部队服役任战士、文书、连指导员、副营职秘书;在山西省劳动、盐业、组织门和中央国家机关任主任、副处长、处长、研究员等。经批准先后兼任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和中央组织部特约调研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国贫困地区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国家人事部所属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民政部所属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理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兼社会工作研究与培训部主任、民政部所属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副秘书长(社会组织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执行委员等;曾先后任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执委兼秘书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副秘书长等;现任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执委兼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上世纪90年代出版了大量近现代史类著作,并有部分作品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搬上了影幕,主要作品有《徐向前兵团征战记》、希特勒亲历记再生之狱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征》(上、中、下)艾森豪威尔亲历记第一野战军横空出世南昌起义的元勋们、《金三角揭秘》、大决战》、《西南大剿匪》传世金言》等,并担任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丛书策划、主编

2003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部40多万字的著作《中共领导人与中国现代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后被选入中国共产党党建百科全书和部分高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选修教材。

2005年,担任《中国扶贫》一书编委会编委,并为第一撰稿人。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潜心研究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出版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工作》一书。

2007年,《记忆·台湾·启示——台海往事和台湾“二·二八”事件》一书出版。

2008年,担任新中国第一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1988-2008)》副主编,而且作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三人统稿和总纂之一完成了这部80多万字的著作。

201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责任与情怀——中国当代社会若干问题聚焦》一书。

曾负责由中国政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欧盟组成的合作项目“公平发展 公共治理”(GED项目)的社会组织种子基金的设定和2010年、2011年两年的社会组织发展基金的执行。

研究合作社,并有《国际合作社年——中国社会组织的作用》、《合作社——拓展社会组织工作的新领域》发表在2010年第7期《社团管理研究》上。《中国合作社制度的变迁及其根源》、《中国乡村社会管理的历史记忆》等文章收录在《责任与情怀——中国当代社会若干问题聚焦》一书中。

领导规划执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北京国际和平文化基金会合作项目(PCGG项目)。

现领导执行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文化交流中心参与中国(天津)自贸区非洲印象商业组团项目和谋划国际合作社联盟(ICA)成员商业组团项目。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ICCIC),是国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和国际性社团组织。当年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争取海外援助,促进中国工业生产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宋庆龄与国际友人1939年1月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1952年因全国合作总社成立等原因,工合国际停止活动。1987年为配合国家改革开放发展战略而恢复,1988年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工合国际统战等工作由中央统战部指导。经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万里、姚依林、习仲勋等同志批准,恢复活动后的工合国际名誉主席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主席是路易·艾黎,并经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为全国性社团法人,主管部门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全国友协)。

    工合国际恢复活动后主要从事促进合作社发展、扶贫、妇女培训、生态环境、灾后重建等社会公益事业,注重合作社的理论学术研究,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研究起草过程。通过合作社实现经济与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社会。

    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鉴于工合国际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和承担的任务与成立初期及恢复活动后的情况有所不同,工合国际开始探索新的工作领域和方法。2010年9月工合国际第四次全体委员大会,首次提出工合国际2010--2015年战略规划草案,对工合国际的职能定位、工作重点以及资金筹措、组织发展诸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2012年工合国际第一次执委会决定,工合国际将继续发挥其国际性、国内外合作、城乡共同体的属性,把基本职能确定为五服务,即:服务于城乡合作社、服务于城乡合作经济、服务于民间外交事业、服务于国内外合作事业、服务于社会公益事业。工合国际增加了服务于民间外交事业的新职能。

    一、工合国际有从事民间外交的历史背景

    工合国际从诞生之日起,不但与国际“接轨”,而实际走的就是一条民间外交的路线,透过抗战时最富有独创性和最有希望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试验—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合作社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党际关系的初创提供了帮助,为新中国外交奠基提供了帮助。如:詹姆斯·伯特伦(James Bertram ) 或译杰姆斯·贝特兰,英国人,1932年考入牛津大学,1937年受宋庆龄委托来华,秘密去延安访问了毛泽东。1941年1月11日工合国际名誉主席宋庆龄致香赖斯小姐的信中写道“詹姆斯·伯特伦先生现在是我们的发言人”。詹姆斯·伯特伦1941年任英国驻重庆大使馆新闻参赞,他曾在《新闻通讯》上发表《关于国际和平医院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著名文章《纪念白求恩》等。

    工合国际在香港成立后,1939年4月20日中国工合菲律宾委员会在马尼拉成立,接着在印度、缅甸、英国、澳大利亚、欧洲、美国等地成立相应机构组织捐款、筹款,通过工合国际委员会支援中国抗战。1939年9月,斯诺以工合国际委员的身份到延安参观访问时,毛泽东同他谈了对工合的看法:“中国工合纵使在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区无所作为,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的工业方面它们所做的工作却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需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的最热烈的欢迎。”工合国际执行秘书路易·艾黎也曾三次在延安与毛泽东会见。

    对于工合国际的援助,毛泽东曾表示感谢,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香港,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

    陈翰笙干事转工合国际委员会

    主席何明华主教

    诸位先生:

    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

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

    我了解到这一计划实际上已在拟议之中。极为希望其能够实现,因为这对于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

    倘你将这一想法转达给你们国外的委员会和我们的海外侨胞,我将极为感谢。在此,特别要向在菲律宾的我国侨胞和在那里的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支持我们的祖国和工合运动尽了很大的力量。

    总之,倘若我们艰苦奋斗,倘若中国与其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

    致以

    民族抗日的敬礼

    毛泽东于延安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1940年鉴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条件极为艰苦,工合国际将援助的重点放在中共所领导的解放区。1940年的援助帐单记载的受援单位和金额有: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为白求恩,第二任院长为柯棣华。宋庆龄对该院一直给予巨大关注和支持)46878.46元(港元,下同),红十字会医疗救济会9639.80元,八路军27411.50元,新四军14990.83元,中国工业合作社30626.69元,战灾儿童5789.47元,难民救济5511.03,鲁迅艺术学院9800元;抗日军政大学9238.7元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香港沦陷前,工合国际迁到成都,名誉主席和主席仍然是宋庆龄和香港主教何明华(其间,路易·艾黎曾代理主席),另推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燕京大学教授戴乐仁为副主席,由金陵大学教授、工合成都研究所主任史迈士担任秘书,燕京大学教授夏仁德担任司库。委员仍为20余人,除原来的斯诺、艾黎、普艾达、陈翰笙、陈乙明等人外,又增加了李约瑟、吴贻芳、齐启明、徐维廉、张福良、梅贻宝、赖普吾等委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工合国际迁回香港,1946年又移至上海。其主要工作依然是为工合筹募基金、予以技术上的协助,促进该项运动的开展。截止1946年底,工合国际从美、英、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和澳门的工合促进会得到的经济援助达上千万美元。正如工合国际首任秘书陈翰笙在他所写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史话》一书中对工合国际工作的评价:在抗战最初几年,特别是1939年到1942年间,工合国际委员会尽了最大的努力,成为海外各地工合的推进机构和国内各地合作社联系的桥梁与聚集点。

    从一般规律来看,世界上大多数政党团体从事外交工作都是从民间外交起步的,只有当他们取得执政地位以后,才进入官方外交领域。中国共产党就是相当典型的例子。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外交活动在实质上都属于民间外交范畴。1944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的第一个关于外交工作指示就是民间外交工作的纲领,显示出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先声夺人。战时工合运动应该是新中国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建立初期,世界和平运动风起云涌,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已成为时代的潮流。1952年初,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支持下,由宋庆龄、郭沫若等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倡议,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周恩来总理想到了工合国际委员会创始人之一路易·艾黎,邀请艾黎出席会议,当时艾黎正在甘肃山丹创办培黎学校。此次大会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等文件,并决定在北京设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委员共69人,宋庆龄当选为主席。委员中包括了很多中国的老朋友,如日本的西园寺公一、美国的罗伯特·威廉、加拿大的文幼章、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墨西哥的万图勒利、智利的聂鲁达等。此次大会是新中国民间外交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中国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推动了亚太地区的和平运动,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使各国人民了解新中国的形势和政策,加强我国与亚太国家的联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民间外交是我国总体外交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民间外交以其灵活多样的方式和独特的风格,为新中国开拓外交阵地,为我国改革开放营造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为制约战争威胁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工合国际恢复活动20多年来,制定了有明确认同国际准则的中国合作社发展战略,建立有一定规模的海内外合作社网络支持系统,并且努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民间组织在建设与发展合作事业中的作用。工合国际成立70多年来各阶段所从事的工作,或多或少地都有民间外交的元素交织在里面。

    在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进展,国家之间的交往中参与主体和参与方式的多元化是一大趋势,有大量的新形式的国际交往,丰富了、也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内涵。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开展公共外交是新形势下完善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进一步加强公共外交的目的,是增进国外公众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础工程。中国人不但要会听,还要会说,会交流,公共外交的场合无处不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中国公众与世界公众广泛交流的机会,这两会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公共外交时代。公共外交是一个了不起的跨国文化交流的大工程,不能一蹴而就,‘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公共外交’实践的最高境界。”

    2012年5月15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第十届全国理事会会议在北京召开,笔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理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全体与会代表时对全国友协提出了殷切希望,他希望全国友协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不断开拓工作领域、深化工作内涵、创新工作机制,更加自觉地在推动民间外交上发挥引导作用,在开展公共外交上发挥骨干作用,在促进中外地方政府合作上发挥桥梁作用,为国家发展和世界和平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在中国40万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中,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无论从成立历史及历史功绩,还是从留下的工合文化及工合的国际性都是唯一的。现在工合国际执行委员会中仍有1/3的国际友人,如Michael Crook(主席)、Dave Bromwich(副主席)、David Shanks、Tim Zachernuk。顾问伊莎白·克鲁克(Isabel Crook)和苏菲、中村京子等老工合国际委员每年春节都要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慰问。工合国际还是ICA(国际合作社联盟)和CICOPA (国际工业、手工业及生产服务者合作社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单位。所以说,工合国际增加服务于民间外交事业职能是有着基本理由和根本出发点的。

    二、“工合文化”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工合,70多年前在中国是为了抗战胜利而进行的一场经济运动,国共两党、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为了抗战胜利,共同支持工合运动。工合运动创造出了“努力干,一起干”的理念,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1940年和1942年宋氏三姐妹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在成都、重庆等地为了推动工合运动,为了抗战胜利演绎了20世纪中国最显耀的姐妹组合。工合的团结奉献精神被当时的美国驻华武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介绍回美国,并将“工合”一词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突击队”或“工合突击队”鼓舞士气的口号,广泛传播。为此,美国词典中将“工合”独立为一词条,意为“团结、合作、勇敢、开拓”。

    “工合!”70年前,珍珠港事件两个月后,在美国圣迭哥一片桉树林中,一千名卡尔逊“袭击者”喊出了这个异国名词。他们强悍、敢死,对日作战战功卓著,是海军陆战队中的佼佼者。士兵们说,“工合”是敬爱的“老头子”卡尔逊将军从中国带来的。“工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突击队的作战精神。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1896年出生于美国,1915年进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曾任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佐治亚洲温泉公寓的卫队副官,他与罗斯福私交甚密。1927年,31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怀着“教会中国人养成尊重外国人的习惯”的信念踏上中国这块神秘的国土。卡尔逊当时的驻防地是上海,卡尔逊被任命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情报军官。在接受任命时,他的指挥官布里斯托尔上将对他说:“我希望你能真正的深入去了解中国。中国太大,人口也太多了。除了广泛的结交朋友,你是无法达到了解中国的目的的。只要我们能平等地对待他们,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实,他们丝毫不比我们低下,有些方面甚至还远远地超过我们。……”布里斯托尔上将曾经在中国服役多年。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时,布里斯托尔是长江上的美国驱逐舰“奥尔巴尼”号舰长,他是第一个向新生的共和国鸣礼炮致敬的。通过布里斯托尔将军介绍,卡尔逊认识了正在中国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

    1930年至1931年,卡尔逊奉调到尼加拉瓜参加镇压当地游击队的战斗,并因此获得海军十字勋章,但是卡尔逊心中充满疑虑:在他的心目中一直以为美国是一个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但他的勋章使他否定了昔日的结论。

    1933年,卡尔逊重新来到中国。但洋味十足的上海已不能满足他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渴望。因此,卡尔逊来到北平。卡尔逊把在北平的主要时间都用在了了解中国文化上。作为公使馆的警卫副官,他发现,在北平的美国驻军中每月总要有10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纪律处分,其中很大部分是由于与当地中国居民发生文化冲突所致。后来,卡尔逊为在北平的美国人开办了一个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的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几个月后,受到纪律处分的人已逐渐减到每月不足10人。

    1935年冬,卡尔逊奉调回国。1937年春天,卡尔逊申请第三次去中国执行任务的申请被批准了。起身前往中国前一周,卡尔逊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单独接见。此时的世界正处于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边缘。罗斯福给了卡尔逊一项十分特殊的任务:“希望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眼里的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这些信我们保守秘密,只有你我两人知道。”罗斯福说,“我猜想,今年夏天中国的政局将会发生突变,我想直接了解那里的情况并听到你这位军官的看法。”

    卡尔逊到达上海后,留在上海担任战场观察员。在上海观察战场是一项“既简单又令人痛苦”的工作。卡尔逊和其他观察员只消在能够俯瞰苏州河的屋顶上或公共租界边缘楼房中租一个窗口,就能清楚地看到这场战争的详情。当他们看到中国军队在日本的坦克、大炮射程内英勇地进攻,又一排排倒下时,卡尔逊对身边的观察员说:“真想冲过去,拣起阵亡者的枪跟鬼子拼呀!”就在这天晚上,他从几个童子军口中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当他唱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时,他感到他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在战场上,卡尔逊问一个参加救助的民工:“你为什么要打仗?你的同胞为什么不怕死?”

    “救—国!”那人答道。

    “那你们怎样去救国?”

    “通力合作,不怕死就能打败鬼子。”

    “通、力、合、作?”卡尔逊没有听懂那人口中乡音浓重的上海话。

    “工—合!”那人又把四个字简化成两个字。

    “工合!工合!”这两个字在卡尔逊心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4年后,在太平洋战场上,卡尔逊的突击队官兵口中喊着“工合”二字冲上日本人防守严密的马金岛,首战告捷。“工合”二字响彻太平洋上空。

    卡尔逊到过延安,到过八路军总部,是到华北敌后对八路军进行实地考察的第一个外国军人。1938年5月后的 8个月,卡尔逊两次巡游北方,在延安与华北敌后,与毛泽东、朱德等八路军将领及战士交谈,考察八路军军事组织与敌后游击战争,足迹遍及5个省,行程不下4000公里。华北敌后回来,卡尔逊这个晒得黝黑的军官满怀热情,向新闻界赞扬八路军是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懂得为什么而战。他反对美国向日本出售军用物资;要求美国政府改变片面援华,力主向八路军提供援助。卡尔逊在向罗斯福总统信中陈述自己的观点:“中国的独立不仅只是个道义问题。它是对太平洋区域未来和平至关重要的条件,那也意味着美国的和平。”“我认为作为国家,我们的深远利益寄之于中国国内保持团结。若是团结被破坏了,则对日本的压力就缓解了。”“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将是盟友。应该提倡亲密的同志感情。这不仅只是有利于共同作战,而且可以使得战后两国之间的友谊纽带更加牢固。”

    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另一封信中,卡尔逊详细讲述了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领导的工业生产合作社运动,信中说:“为了取代被日本破坏了的中国工业”,“这个运动也可以叫它游击战术在工业中的运用。”一旦日军来袭,工厂能迅速撤走。1940年,卡尔逊走遍中国9省考察700家工厂。他认识到,没有经济战作支柱,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战争永远不可能取得胜利。

    2009年6月16日,卡尔逊的孙女卡伦·卡尔逊·洛文来到中国,在下榻的饭店会见前来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工合!”一见面,卡伦用手指着衣襟上一枚倒三角形红色徽章告诉记者,上面的汉字“工合”闪着金光。卡伦正在撰写祖父的传记,致力于研究中国。

    7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深深的认识到,工合,不仅仅是一项经济运动,而更是一项社会运动,是具有经济性、合作性、国际性、文化性、先进性的进步事业。也更是一项文化,“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理念和“团结、合作、勇敢、开拓”的工合精神就是我们需要传承创新的“工合文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深刻指出,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天中国人秉持的价值观念,既来自自己在当今时代的丰富实践,也源于中华文化的深厚根基,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与时俱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工合文化”已熔融到中华文化之中,中华文化根深叶茂,绵延五千年而生生不息,赖于坚持不懈地改革创新。

    “工合文化”诞生于70多年前的中国,她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实用,而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不断扩大新形势,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抢占文化发展制高点的必然要求也依然实用。“工合文化”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

    三、服务于民间外交事业

    民间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关系在当今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它一方面加强了国家之间的信任和理解,另一方面树立了国家形象,增强了国际吸引力,而这些都是“软力量”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大力开展民间外交与公共外交是“软力量”建设的重要途径。

    民间外交又称人民外交或国民外交,是指国家间非政府主体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非政府主体是指“除统治集团中的执政集团外的一切力量,既包括广大人民群众,也包括统治集团、统治阶级中的非执政力量,是指一切不能代表国家,不能以国家和政府名义处理外交事务的政党、集团、组织、企业、学校、团体以及有影响的个人等”。因此,民间外交具有很浓的草根性特征。民间外交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它在诸如民间贸易、环境保护、人道主义援助、人权合作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一方面民间外交反映民意、代表民意,给政府政策施加压力,让政府做有益于人民但又不愿意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在国家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民间外交又可以扮演政府角色,为将来国家关系的发展作铺垫,因此,民间外交是官方外交的有益补充。

    公共外交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国际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信息沟通技术的通畅以及国际交流需求的日益增强,公众外交提上了日程,而公众外交在一战以后的出现正是反映了这种需求。,公共外交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素: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行为方式以及行为结果。公共外交是在政府的指导下完成的对外对内的交往活动。因此,其行为主体仍然是政府或政府下设的各种机构。如美国于1953 年8 月1 日正式成立了美国新闻出版署,成为美国进行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政府机构,为美国对外政策服务,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行为主体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新闻报道、电视、广播、电影等),出版与文化交流(期刊、外文图书、互派留学生、学者等)以及舆论等方式一方面提高国民对国家政策的认识,另一方面促使本国政策获得在其他国家的舆论支持,以期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外交本质上属于特殊的政府行为,与通常的政府行为相比,其活动的重点是国内、国际民众及各种集团,目的是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而民间外交更多的具有非政府性,一方面,通过各种民间组织之间的跨国交流,如文化年、电影节等活动,增进他们之间的了解;另一方面,通过各种专业性民间机构的交流,实现经济资源、劳动力资源的跨国流动,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当然,民间外交也会产生外溢效应,即对国家关系改善或加强的推动作用。

    全球化时代,世界联系更加密切。随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随着国际社会对我国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公共外交作为广泛开展民间交往、推动人文交流、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桥梁与纽带,其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公共外交是针对国外公众的外交,这需要国内公众广泛参与,并具有一定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媒体和民间组织无疑应该是重要的方面军。

    民间组织和政府组织不一样,它们并不是宣传机器,而是公民社会崛起的代表,因而被外国民众接受程度高。在公共外交领域,民间组织理应是主导力量,应该是“正规军”的一支。在当今的中外关系中,存在国家—社会的双重博弈。以往,中国外交过于依赖政府外交,公共外交的经验尚且不足。在国际民间组织的冲击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单靠政府一方已经不能解决当今中国外交的问题。民间组织参与全球社会网络,将引导国际事务的风向标。官方与民间的协调行动,将大大增加中国对外事务的谈判筹码,让中国外交更加游刃有余。尽管中国的民间组织还不完善,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尚不成熟,但是建立国家—社会的双重外交结构已经势在必行。

    笔者认为在当今的中外关系中,几乎每个矛盾的背后都有市民社会的影子。如有时中国外交陷入西方社会草根的包围下,根本在于中国政府与西方社会的不对称关系。这样的旧有模式阻碍了中外之间在矛盾分歧问题上的有效沟通,也为传统上由政府首脑控制的中国外交平添了无法控制的新变数。

    从政府角度,国际民间组织对中国的施压,给传统的政府独大的外交模式平添了许多不确定性。民间组织形形色,诉求各不相同,应对之策很难一以贯之。国际民间组织虽然影响力逐渐扩大,但是它们毕竟不是国家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政府不会也不应该对他们的职责太过在意。加之中国政府对西方民间组织渗透中国的负面印象,媒体公开辩论时的技巧匮乏,更容易刺激西方民间组织对中国的攻击。

    从国际民间组织的角度,它们对于政府行为常持怀疑态度,对一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政府更是如此。相反,公民社会在西方被普遍认可。西方传统上强调小政府大社会理念,公民社会正是社会实现自治、减少政府施政成本、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结果。同时,市民社会一旦形成,其内部的独立性和自治决定了它对国家公权力的有效监督,建立起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的法制社会。

    中国民间组织的参与恰恰打破了旧有的不对称关系,使得中外在社会层面上直接对话。这些组织的民间身份容易让国际民间组织产生认同感,它们的观点相对政府态度也更加受到重视。另外,国内民间组织与国际民间组织在业务层面存在很好合作的机会,便于双方相互了解,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解决问题上,而非喊口号、造舆论。更重要的是,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契合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方向,使得西方公民更易接受。

    工合国际70多年的发展,现在不仅仅是一个名称,而是含盖着历史使命的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为制约战争威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一种文化。以柔克刚,文化为上,文化是无形的雕塑之刀,时代永远拖着历史的影子。工合国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争取国际同情,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关系,从事民间外交的重要基础,也是从事民间外交服务的缘分,正如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先生所讲,“一个人有人缘,一个国家有国缘,国缘好,发展的外部环境就好。”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正在不断提高。工合国际有义务坚持在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的前提下,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协助政府和全国友协,谋划在民间外交的研究、创新、实践、平台、桥梁上下功夫,为中国的国际责任分担、国际形象塑造、国际共识建构、世界文明内化、国际制度创新等软实力的拓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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